大正民主到昭和军国

日俄战争之后，日本已跻身列强，对外扩张沿着既有的利益线继续推进，吞并朝鲜、在一战中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与此同时，国内政治在一九一〇至一九二〇年代出现了另一种走向：政党在议会中的分量上升，普选运动、劳工与民众运动活跃，史称大正民主。 这两条线并非彼此独立。米骚动迫使藩阀内阁下台、首次由政党人士组阁，显示民众力量已能撼动政权；但同一时期，国家对内的强制手段也在加强，关东大地震后的混乱中发生了针对朝鲜人与左翼人士的杀戮，一九二五年男性普选权与压制思想的治安维持法又几乎同时出台，扩大参与和强化管控并行。 转折在一九二〇年代末加速。经济危机侵蚀了民众对政党政治的信任，军中部分人则不满于裁军与外交退让。关东军在皇姑屯擅自炸死张作霖、政府事后未能追责，显示军队已开始脱离文官掌控；围绕伦敦海军条约的统帅权之争，更让在野党与右翼联手攻击政府，签约的首相浜口随后在东京站遇刺。议会政治的权威在一连串暗杀与军部进逼中迅速流失，为此后的满洲事变与军部主导的局面铺平了道路。

地图地点

• 京城：一九一〇年八月，日本与大韩帝国签订合并条约，正式吞并朝鲜，设朝鲜总督府于汉城，时称京城，由现役陆海军大将出任总督，对朝鲜实行直接的殖民统治。此前日本已通过日俄战争与多份协约逐步取得对朝鲜的保护与控制。 殖民当局推行土地调查、宪兵警察制度与同化政策，朝鲜的反抗持续不断，至一九一九年爆发大规模的三一独立运动。对日本而言，并韩是日俄战争后扩张惯性的延续，把朝鲜半岛纳入版图也成为其后向中国东北伸展的跳板。这一阶段的对外扩张仍由政府与军方共同主导，尚处在文官内阁的名义掌控之下。
• 二十一条交涉：一九一四年日本借对德宣战之机出兵山东，夺取德国在胶州湾的租借地与权益。一九一五年一月，日本向中华民国政府提出二十一条要求，内容涉及承认日本在山东、南满与东蒙的特殊地位，乃至要求中国政府聘用日本顾问等。 经数月交涉与最后通牒，中国被迫接受了删改后的部分条款。此事在中国激起强烈的反日舆论，成为其后民族主义运动的重要刺激，也使列强对日本在华扩张产生戒心。对日本国内而言，趁欧战扩张在华权益被视为外交上的进取，但也加深了日中之间的对立，为此后冲突埋下伏笔。这一时期的对外决策仍出自内阁与外务省，与后来军部独断的方式有所不同。
• 米骚动：一九一八年夏，受米价急剧上涨影响，富山县沿海的民众率先聚集抗议，要求平抑米价，风潮迅速蔓延至全国各地，演变为大规模的骚动与抢米事件，政府动用军队弹压。米价上涨的背景之一是政府为出兵西伯利亚而引发的囤积与投机预期。 骚动的规模与波及范围使寺内正毅内阁难以维持，随后辞职。继任的原敬以政友会总裁身份组阁，是日本首个主要由政党人士构成、首相出身平民的内阁。米骚动一般被视为大正时期民众力量登上政治舞台的标志性事件，它显示出议会之外的社会运动已能直接影响政权更替，也推动了此后政党政治的展开。
• 关东大地震：一九二三年九月一日，关东地区发生强烈地震，东京、横滨一带因地震与随之而来的大火遭受巨大破坏，死亡与失踪者数以十万计。震后的社会陷入混乱与恐慌。 在混乱中，关于朝鲜人纵火、投毒的流言四起，各地自发组织的自警团以及部分军警，杀害了大量朝鲜人，亦有中国人和被误认者遇害，遇难人数因调查口径不同而有差异，至今仍是研究与争论的课题。同一时期，宪兵还杀害了无政府主义者大杉荣等人。这些事件显示，在危机状态下，国家暴力与民间暴力都可能指向被视为异己的群体。震灾也对此后日本的经济与政治走向产生了深远影响。
• 普选法与治安维持法：一九二五年，日本议会通过普通选举法，取消纳税额限制，赋予年满二十五岁的成年男性选举权，选民人数大幅增加，这是大正民主在制度上的一项重要成果。妇女与殖民地居民仍被排除在外。 几乎同时，议会又通过了治安维持法，以取缔意图变革国体或否定私有财产制的结社与活动为名，主要针对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运动，后经修订不断加重刑罚、扩大适用。一手扩大政治参与、一手强化思想管控，两法同期出台，集中体现了这一时期日本政治的内在矛盾：民主化的推进与国家压制能力的增强并行不悖。
• 皇姑屯：一九二八年六月四日，奉系军阀张作霖在国民革命军北伐压力下乘火车退回东北，途经沈阳近郊皇姑屯时，列车被预先埋设的炸药炸毁，张作霖身受重伤后死去。此事由关东军部分军官策划实施，意在制造混乱以扩大日本在东北的控制。 事件在日本国内被以满洲某重大事件之名含糊处理。田中义一内阁原拟严惩肇事者，但在军方抵制下未能贯彻，最终以行政处分草草了结，田中内阁也因此倒台。关东军擅自策动重大行动而未受实质追究，开了军队脱离内阁掌控、自行其是的先例，与三年后同样由关东军发动的满洲事变之间存在明显的延续关系。
• 伦敦海军条约：一九三〇年，日本与英美等国签订伦敦海军条约，在华盛顿条约限制主力舰之后，进一步限制辅助舰艇的保有比例，日本对美英的比例被定在约七成以下，略低于海军部分人士坚持的对美七成底线。 浜口雄幸内阁为抑制军费、维持协调外交而签约，但海军军令部与一部分政界人士认为，政府未经军令部同意便决定兵力量，侵犯了宪法规定属于天皇的统帅权，由此掀起统帅权干犯之争。在野的政友会借此猛烈攻击内阁。此次争论的影响深远：议会自身援引统帅权来打击政府，反而削弱了文官政府日后约束军部的依据，被认为是政党政治走向衰落的一个转折。
• 东京站：一九三〇年十一月十四日上午，首相浜口雄幸在东京站站台准备乘车时，被右翼团体爱国社成员佐乡屋留雄近距离开枪击中，身负重伤。行刺者供称动机是浜口签订伦敦海军条约、犯了统帅权干犯。 浜口一度保住性命，但因伤势始终未能康复，于次年辞职并在一九三一年八月去世。继任内阁的权威已大为削弱。此次行刺是昭和初年针对政界要人的一连串暴力事件中较早的一起，此后五一五、二二六等事件接踵而至。以暗杀和政变向政党政治施压的做法逐渐蔓延，议会政治在军部进逼与恐怖手段之下迅速失去主导地位，日本随即步入满洲事变之后军部主导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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